金錢遊戲

六十年代中後期，紐約一家高檔酒店的酒吧裡，坐著這麼一位先生。身上穿著三百美元一套的定製西裝，手捏一根細長的攪酒棒，一下、一下推著杯子裡的冰塊。

有個叫喬治·古德曼的人認出了他。倆人有些年沒見，古德曼走過去打了聲招呼：“好久不見，最近怎麼樣？”

那人手裡的攪酒棒沒停，眼皮也沒抬，冷不丁回了一句：“又一回了。”

古德曼沒明白：“什麼又一回？”

這回，那人幾乎是喊出來的。整個酒吧的說笑聲瞬間靜了一拍，旁邊幾桌客人都扭頭看了過來：“又一回了！我又來了一回！”

緊接著，他從西裝內袋掏出一張窄窄長長的紙條——那是老式臺式計算器打出來的捲紙，像超市收銀小票一樣。上面密密麻麻蓋著紅色的小標記，而最底下一行，赫然印著四個數字：`00.00`。

古德曼這才猛地醒過味來：敢情他是說，他又一次把自己的一百多萬美元全賠光了。這是第二回。

這個人叫哈里。可這事兒怪就怪在：哈里看未來的眼光，其實極準。早在五十年代末，他就斬釘截鐵地認定：電腦必然會統治世界，而當時最大的瓶頸，是缺少一種能“讀字”的機器，把日常的紙質單據直接翻譯成電腦看得懂的語言。到了古德曼動筆寫書的時候，這種光學識別技術已經在各行各業普遍使用了。

這就帶來了一個讓所有人後背發涼的問題：一個比所有人更早看清未來時代的人，怎麼會把自己的賬戶，兩次清零？

這個故事出自 1968 年出版的暢銷書《金錢遊戲》（*The Money Game*）。

封面上署名“亞當·斯密”——那是喬治·古德曼的筆名，跟寫《國富論》的那位經濟學鼻祖不是一個人。古德曼自己在華爾街做過資深的證券分析，管過基金，後來成了全美知名的財經作家與電視主持人。他寫的就是自己浸潤了半輩子的圈子。書裡的真名和關鍵數字全都做過模糊處理；主角“哈里”，其實是他把自己身邊好幾個真實人物的跌宕經歷，揉在一起寫成的縮影。

今天咱們就順著哈里的宿命，把這本書完整捋一遍：一個人明明看對了時代的大方向，為什麼依然會在市場裡死無葬身之地？

書名裡的“遊戲”兩個字，源自凱恩斯在《就業、利息和貨幣通論》裡的一句名言。凱恩斯是大經濟學家，但他本人也是個極厲害的超級投機客。他說：職業投資這場遊戲，對於那些一點賭性都沒有的人來說，枯燥又折磨；可對於天生帶點賭性的人而言，你就註定得為自己的這份賭性，交上一大筆過路費。

古德曼說，管股市叫遊戲，絕不是說它等同於買彩票。它本質上是一場群體心理的終極較量。他想讓每一個進場的人先認下一條殘酷的事實：進這個局的人，圖的往往從來不只是錢。

書裡寫到一個開清算行的小老闆，天天經手形形色色的散戶。老闆坦言，要是給散戶兩個選擇——一個是“立刻保本離場、落袋為安”，另一個是“只要給個稍微體面的由頭，允許他繼續留在遊戲裡”，幾乎所有人都會選後者。他們真正迷戀的，是每天能給經紀人打個電話，問一句：“我的股票怎麼樣了？今天有什麼小道訊息？”

古德曼書裡記下了一個最扎心的例子。那是一位七十九歲的老奶奶，家境優渥、吃穿不愁。可她偏要跟著做交易員的孫子，天天倒騰那些上躥下跳的小盤投機股，甚至拉著一幫八十多歲的老姐妹一起買。

孫子急了，衝她發火，說你要是再這麼瞎買，我以後什麼內幕都不跟你說了。

老奶奶沉默了片刻，輕聲對孫子說：“孩子，人活到快八十歲，真的太孤單了。我就是想讓朋友們每天還能給我打打電話。求求你，別把我的股票拿走。”

她們其實也掙到過錢。可對於她們來說，錢，不過是隨著那些問候電話順便帶來的附贈品。

那怎樣才能不被這種隱秘的情緒牽著鼻子走？古德曼專程跑去波士頓，拜訪了富達基金（Fidelity）的靈魂人物、被尊稱為“約翰遜先生”的投資大師。

老先生告訴他：市場從來不是一門精準的科學，而是一門殘酷的藝術。 一個優秀的資金管理人，首要的任務不是研究財報，而是徹底瞭解自己——你必須能從肉體裡跳出來，像個冰冷的旁觀者一樣，審視自己在貪婪和恐懼時的生理反應。

由此，古德曼寫下了全書第一條著名的“不規則法則”：

哈里，就是那個把身家性命全砸進去交學費的人。

五十年代初，哈里在華爾街一家老牌大投行當證券分析師，年薪一萬一千美元。日子過得緊緊巴巴，妻子覺得跟著他這輩子望不到頭，跟他離了婚。

他兜裡總共攢了五千來塊錢，擠在格林尼治村一間逼仄的單間裡，每天跑的，全是大機構根本瞧不上眼的小微企業。

蘇聯的人造衛星一上天，整個美國掀起了科學狂潮。只要跟儀表、電子元件、計算裝置沾邊的股票，全都在天上飛。哈里是個理工腦子，極其敏銳。他發現一個巨大的痛點：路面上的電腦越來越多，可在加油站刷了卡，依然得靠前臺店員拿著鉛筆頭把單據記下來，再人工餵給計算機。這叫“資料輸入瓶頸”。

順著這條線，他在一個發明家的雜物閣樓裡，真就找到了一臺能光學掃描、自動“讀字”的原型機。大投行的高管恥笑他：“這又不是 IBM 做出來的，能成什麼氣候？”

可後來，這家小作坊被一家叫 Farrington 的上市公司收購。緊接著，Farrington 的股價從 10 美元一路狂飆到 260 美元。

哈里一戰封神，賬戶裡的資產瞬間膨脹到了二十五萬美元。

看到這兒，他眼光對了，錢也切切實實賺到了。但致命的毒藥，恰恰藏在緊接著的下一步。

哈里沒有收手。他把持有的股票質押給商業銀行，換出現金繼續買入；股票漲了，資產淨值擴大，他再質押、再借貸、再瘋狂買入。

古德曼在書裡替他算過一筆極險的賬：如果你拿價值 100 塊的股票去銀行抵押借出 30 塊，哪怕股票回撤三成，你依然能保住本金並還上貸款；但如果你把借來的 30 塊全買了新股票，再把新股票疊上去繼續抵押加槓桿——整座金字塔就會變得薄如蟬翼。只要市場輕輕往下一震，任何緩衝墊都會被瞬間擊穿，銀行會毫不留情地在跌停板上，把你的整座大廈全部平倉收走。

那時的哈里早已聽不進任何勸告。他在全美巡迴演講，佈道六十年代的技術奇蹟：未來的讀字機器將接管每一筆商業結算，超級計算機甚至複雜到必須由另一臺電腦來輔助設計。古德曼去聽過一場，散場時，臺下痴迷的聽眾拼命往前擠，甚至想伸手摸一摸哈里的西裝袖子，彷彿只要沾到大師的一點仙氣，就能抓住一隻逆天改命的暴富神股。

加槓桿的風險，作為專業分析師的哈里真的不懂嗎？

古德曼寫道：哈里不是算不清算術題，他是在拿這份財務風險，跟自己的整個人生做對賭。在哈里的價值座標裡：兩萬塊和六萬塊沒有任何本質區別，因為那買不來真正的自由；在這個世界裡，你如果不是替人打工的螺絲釘，就得是翻雲覆雨的國王。

他要麼活得無限大，要麼活得無限小。他唯獨不能接受的，是平庸的中間態。

巔峰期的哈里，經常夾著雪茄跟古德曼講：“你認真想過一百萬美元到底是什麼嗎？它不過就是五千股寶麗來，每股兩百塊，就這麼區區一點籌碼！可這一百萬，能徹頭徹尾撕碎並重組你的人生。”

他養成了病態的強迫症習慣：每隔一兩天，就拿出那臺臺式計算器，拉出一條紙帶算一遍自己的淨資產——股票現值，減去欠銀行的本息。他甚至會像對著魔鏡祈禱一樣問計算器：“告訴我，誰是華爾街最聰明的人？”計算器吐出一行字：九十萬。

某個深夜，他按捺不住激動給古德曼打電話：“九十九萬兩千了！明天一開盤只要行情稍稍推一把，我哈里就是百萬富翁了！”

請注意，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百萬美元。按照購買力粗略折算，相當於今天的上千萬美元。

第二天，數字破線。哈里火速定製了全套昂貴西裝，買下了一輛後座自帶奢華吧檯的勞斯萊斯，甚至訂購了一艘四十六英尺長的豪華帆船，直接搬進了曼哈頓第五大道的闊氣公寓。

但古德曼公道地評價：財富並沒有讓哈里變得刻薄市儈，恰恰相反，他變得前所未有地慷慨、敞亮。他給落魄的年輕藝術家無償捐款，甚至成立了資助先鋒藝術的個人基金會。

緊接著，他覺得自己不該只是個炒股票的，他想成為孵化時代的“實業教父”。他把大把大把的現金砸給天才工程師，扶持他們搞初創科技企業。

危機在 1962 年悄然降臨。美股迎來劇烈閃崩與陰跌，而哈里手裡重倉的那些小盤科技股流動性極差。可他遲遲不肯拋售止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