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羅斯的影響力

2010 年有一張照片。照片上兩個人。年長的那位側著臉看對方，在笑；年輕的那位低頭看著地板，咧著嘴笑。年長的是喬治·索羅斯，那年他八十歲，剛給匈牙利捐了將近一百萬美元，幫一場工業泥漿洩漏事故收拾殘局。年輕的是維克托·歐爾班，那年他第二次當上匈牙利總理。

兩個人早就認識。1988 年，歐爾班還是個二十來歲的學生，就在索羅斯的基金會兼職；1989 年，他拿著索羅斯的獎學金去了牛津。

八年以後，2018 年 3 月，歐爾班在競選連任，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對手：“我們在跟一個和我們不一樣的敵人作戰。它不公開，而是藏著；不直率，而是狡猾；不誠實，而是卑鄙；不是民族的，而是國際的；不信勞動，拿錢投機；沒有自己的祖國，卻覺得整個世界都歸它。”他沒點名。可競選開始前他就說過，跟索羅斯鬥，是這次競選的重頭戲。他說的，正是照片上衝他笑的那位老人。

一個人花錢培養了另一個人，後來成了那個人口中的頭號敵人。這中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？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：索羅斯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力？

歡迎來到一週八天。今天講一本 2020 年出版的書，《索羅斯的影響力》。作者艾米莉·塔姆金是記者，寫了好些年索羅斯，書出版時在英國《新政治家》雜誌當美國版編輯。

她開篇就說，這不是一本傳記，不打算挖他的婚姻和家事。書裡講的是索羅斯的影響力。她給自己定了三個任務：第一，弄清楚索羅斯在金融、慈善和政治上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；第二，把這些影響跟陰謀論分開，再問一句，為什麼偏偏是他成了這麼多領導人眼裡的惡魔；第三，一個億萬富翁拿自己的錢去推動一個更公平、更開放的社會，這件事本身矛不矛盾。

她原本想當面採訪索羅斯，跟他的團隊來回磨了幾個月，最後只拿到書面回覆。她問他怎麼看自己的影響力，他回答，他想讓世界變得更好，可結果不總是跟預期一樣；人對世界的理解永遠不完美，所以行動常有意外的後果。塔姆金把這段回答原樣放在引言裡，接著寫了一句：That is his answer. The following is mine. 這是他的答案，下面是我的。

先簡單交代這個人。索羅斯 1930 年生在布達佩斯，原名叫施瓦茨，是個猶太家庭。1936 年，父親為了躲反猶的風頭，給全家改了姓。1944 年納粹佔領匈牙利，那年他十三歲。父親給全家和好些朋友弄到了基督徒的身份證件，分開藏身，一家人都活了下來。

戰後他去了倫敦，上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，遇上了哲學家卡爾·波普爾。波普爾有本書叫《開放社會及其敵人》，意思大概是：誰也不能確定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，所以社會應該讓各種人、各種想法都能參與討論，大家一起慢慢接近真相。法西斯和共產主義都容不下這一點，所以是一路貨。索羅斯說，他剛經歷過納粹和蘇聯佔領，讀這本書像被一道啟示擊中。後來他的基金會就叫“開放社會”。

倫敦那幾年還有一件小事，塔姆金特意寫了。他斷了腿，沒錢，去找一家猶太慈善機構，人家先是拒絕他；他就撒了個謊，說自己是非法打工，領不了政府救濟，這回拿到了錢，腿好了以後還接著領了好一陣。他後來總結：申請人的任務是從基金會弄到錢，基金會的任務是保護自己；慈善有個悖論，它會把受助的人變成“被施捨的物件”。

這個教訓您留神記著，後面他自己做慈善，處處都能看到它的影子。

後來他到了紐約，在華爾街做跨國套利，1973 年自己開了對沖基金，後來叫量子基金。1979 年，有一回他在倫敦臨時認購了一大筆英國國債，事先沒安排好資金，滿街找銀行借錢，走在路上突然覺得自己心臟病要犯了。他跟自己說：我冒這個險是為了大賺一筆，可我要是現在死了，就是輸家；拿命去換錢，說不通。那時候基金有一億美元，大約四千萬是他自己的，他覺得夠了。就在這一年，他決定拿錢做點有意義的事，成立了開放社會基金。

塔姆金在這兒可不藏著掖著。索羅斯自己承認，這個基金最初的形式是一種“慈善先導信託”，他親口說這是個“很有意思的避稅手段”：每年拿出一部分錢做慈善，若干年後剩下的本金可以免遺產稅留給孩子。塔姆金說，這不等於他不真心，但出發點之一，確實是讓更多錢留在家裡。

從 1984 年到她寫書的時候，他一共捐出去三百二十億美元。塔姆金說，大概在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一年的經濟總量之間。

那這些錢是怎麼變成影響力的？她挑的第一個地方，正是匈牙利。

1984 年，匈牙利還是一黨執政。索羅斯找到匈牙利駐美大使，問能不能在國內發獎學金，沒想到人家同意了。基金會只能叫“索羅斯基金會”，因為“開放社會”這幾個字太政治；名義上跟科學院合辦，政府和索羅斯各派一個主任，真正管事的是他挑的第三個人：1956 年納吉案最後一個還活著的被告。每年拿出三百萬美元，用在語言課、期刊、出國獎學金上。

其中一招是送影印機。那時候影印機由國家控制，國家藉此管住資訊怎麼流動。索羅斯送了太多臺，多到根本管不過來。黨還沒法兒拒絕，因為各個單位確實急需影印機。

有一回，報紙不肯登基金會的資助名單，原因是有一筆資助給了一本前共產黨領導人的傳記，最高領導人覺得這種傳記只有黨才能決定誰寫。索羅斯說，要麼讓報紙登，要麼他上電臺宣佈撤出匈牙利。三天以後，報社接到通知，可以登了。塔姆金說，到這一步，他就不只是個有錢人了，他是一個能向執政黨下最後通牒、而且讓對方讓步的有錢人。

還有一個細節，後來變得很要緊。索羅斯故意讓基金會保持低調：不收申請，不出風頭。他自己說過，基金會正因為宣傳少，才帶上了一種神秘色彩；對有政治意識的人，它是公民社會的工具，對普通人，它是天上掉下來的嗎哪。塔姆金點出來：敢情當年讓人興奮的這份神秘，後來正好成了陰謀論的養料。

這些錢也流到了一所給法學院學生辦的自治學院，學生們 1988 年在那裡成立了一個青年團體，叫青民盟。歐爾班就是其中之一。索羅斯在 1990 年代初的書裡還頗為自豪，說他資助的學生學院成了青民盟的孵化器。

那歐爾班是什麼時候變的？塔姆金採訪過一位匈牙利前教育部長馬加爾。他的看法是：歐爾班從來沒變過。1980 年代末，人們想聽自由、理性、包容的話，歐爾班就說這些話；後來發現選民更想聽保守、宗教、排外的話，他就換了說法。他從那時起就學會了“語言對權力的用處”。

這裡要說清楚：索羅斯當年是很重要的資助者，但不是唯一的。一位當年在東歐跑新聞的英國學者對塔姆金說，他“非常重要，但不佔主導”，福特基金會、洛克菲勒基金會也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