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罗斯的影响力

2010 年有一张照片。照片上两个人。年长的那位侧着脸看对方，在笑；年轻的那位低头看着地板，咧着嘴笑。年长的是乔治·索罗斯，那年他八十岁，刚给匈牙利捐了将近一百万美元，帮一场工业泥浆泄漏事故收拾残局。年轻的是维克托·欧尔班，那年他第二次当上匈牙利总理。

两个人早就认识。1988 年，欧尔班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，就在索罗斯的基金会兼职；1989 年，他拿着索罗斯的奖学金去了牛津。

八年以后，2018 年 3 月，欧尔班在竞选连任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对手：“我们在跟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敌人作战。它不公开，而是藏着；不直率，而是狡猾；不诚实，而是卑鄙；不是民族的，而是国际的；不信劳动，拿钱投机；没有自己的祖国，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归它。”他没点名。可竞选开始前他就说过，跟索罗斯斗，是这次竞选的重头戏。他说的，正是照片上冲他笑的那位老人。

一个人花钱培养了另一个人，后来成了那个人口中的头号敌人。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：索罗斯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？

欢迎来到一周八天。今天讲一本 2020 年出版的书，《索罗斯的影响力》。作者艾米莉·塔姆金是记者，写了好些年索罗斯，书出版时在英国《新政治家》杂志当美国版编辑。

她开篇就说，这不是一本传记，不打算挖他的婚姻和家事。书里讲的是索罗斯的影响力。她给自己定了三个任务：第一，弄清楚索罗斯在金融、慈善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；第二，把这些影响跟阴谋论分开，再问一句，为什么偏偏是他成了这么多领导人眼里的恶魔；第三，一个亿万富翁拿自己的钱去推动一个更公平、更开放的社会，这件事本身矛不矛盾。

她原本想当面采访索罗斯，跟他的团队来回磨了几个月，最后只拿到书面回复。她问他怎么看自己的影响力，他回答，他想让世界变得更好，可结果不总是跟预期一样；人对世界的理解永远不完美，所以行动常有意外的后果。塔姆金把这段回答原样放在引言里，接着写了一句：That is his answer. The following is mine. 这是他的答案，下面是我的。

先简单交代这个人。索罗斯 1930 年生在布达佩斯，原名叫施瓦茨，是个犹太家庭。1936 年，父亲为了躲反犹的风头，给全家改了姓。1944 年纳粹占领匈牙利，那年他十三岁。父亲给全家和好些朋友弄到了基督徒的身份证件，分开藏身，一家人都活了下来。

战后他去了伦敦，上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，遇上了哲学家卡尔·波普尔。波普尔有本书叫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，意思大概是：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，所以社会应该让各种人、各种想法都能参与讨论，大家一起慢慢接近真相。法西斯和共产主义都容不下这一点，所以是一路货。索罗斯说，他刚经历过纳粹和苏联占领，读这本书像被一道启示击中。后来他的基金会就叫“开放社会”。

伦敦那几年还有一件小事，塔姆金特意写了。他断了腿，没钱，去找一家犹太慈善机构，人家先是拒绝他；他就撒了个谎，说自己是非法打工，领不了政府救济，这回拿到了钱，腿好了以后还接着领了好一阵。他后来总结：申请人的任务是从基金会弄到钱，基金会的任务是保护自己；慈善有个悖论，它会把受助的人变成“被施舍的对象”。

这个教训您留神记着，后面他自己做慈善，处处都能看到它的影子。

后来他到了纽约，在华尔街做跨国套利，1973 年自己开了对冲基金，后来叫量子基金。1979 年，有一回他在伦敦临时认购了一大笔英国国债，事先没安排好资金，满街找银行借钱，走在路上突然觉得自己心脏病要犯了。他跟自己说：我冒这个险是为了大赚一笔，可我要是现在死了，就是输家；拿命去换钱，说不通。那时候基金有一亿美元，大约四千万是他自己的，他觉得够了。就在这一年，他决定拿钱做点有意义的事，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。

塔姆金在这儿可不藏着掖着。索罗斯自己承认，这个基金最初的形式是一种“慈善先导信托”，他亲口说这是个“很有意思的避税手段”：每年拿出一部分钱做慈善，若干年后剩下的本金可以免遗产税留给孩子。塔姆金说，这不等于他不真心，但出发点之一，确实是让更多钱留在家里。

从 1984 年到她写书的时候，他一共捐出去三百二十亿美元。塔姆金说，大概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一年的经济总量之间。

那这些钱是怎么变成影响力的？她挑的第一个地方，正是匈牙利。

1984 年，匈牙利还是一党执政。索罗斯找到匈牙利驻美大使，问能不能在国内发奖学金，没想到人家同意了。基金会只能叫“索罗斯基金会”，因为“开放社会”这几个字太政治；名义上跟科学院合办，政府和索罗斯各派一个主任，真正管事的是他挑的第三个人：1956 年纳吉案最后一个还活着的被告。每年拿出三百万美元，用在语言课、期刊、出国奖学金上。

其中一招是送复印机。那时候复印机由国家控制，国家借此管住信息怎么流动。索罗斯送了太多台，多到根本管不过来。党还没法儿拒绝，因为各个单位确实急需复印机。

有一回，报纸不肯登基金会的资助名单，原因是有一笔资助给了一本前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，最高领导人觉得这种传记只有党才能决定谁写。索罗斯说，要么让报纸登，要么他上电台宣布撤出匈牙利。三天以后，报社接到通知，可以登了。塔姆金说，到这一步，他就不只是个有钱人了，他是一个能向执政党下最后通牒、而且让对方让步的有钱人。

还有一个细节，后来变得很要紧。索罗斯故意让基金会保持低调：不收申请，不出风头。他自己说过，基金会正因为宣传少，才带上了一种神秘色彩；对有政治意识的人，它是公民社会的工具，对普通人，它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哪。塔姆金点出来：敢情当年让人兴奋的这份神秘，后来正好成了阴谋论的养料。

这些钱也流到了一所给法学院学生办的自治学院，学生们 1988 年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青年团体，叫青民盟。欧尔班就是其中之一。索罗斯在 1990 年代初的书里还颇为自豪，说他资助的学生学院成了青民盟的孵化器。

那欧尔班是什么时候变的？塔姆金采访过一位匈牙利前教育部长马加尔。他的看法是：欧尔班从来没变过。1980 年代末，人们想听自由、理性、包容的话，欧尔班就说这些话；后来发现选民更想听保守、宗教、排外的话，他就换了说法。他从那时起就学会了“语言对权力的用处”。

这里要说清楚：索罗斯当年是很重要的资助者，但不是唯一的。一位当年在东欧跑新闻的英国学者对塔姆金说，他“非常重要，但不占主导”，福特基金会、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