喬治·索羅斯：完整人生

有個人回憶自己十四歲那年，寫了這麼一句話：It is a sacrilegious thing to say, but these ten months were the happiest times of my life. 翻過來是：這話說出來是褻瀆，可這十個月，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。

這十個月，是 1944 年到 1945 年初。地點是布達佩斯，德軍剛佔領匈牙利，幾十萬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。說這話的人是個猶太男孩，靠一張假身份證活了下來。他接著寫：我們被邪惡的勢力追捕，我們顯然站在天使一邊，因為我們受的是不公正的迫害；而且我們不光想救自己，也想救別人。一個十四歲的孩子，還能要什麼呢？

很多年以後，有人在視訊通話裡問已經九十歲的他，這話還認不認。他先開玩笑，說自個兒記性不行了，只記得未來。最後還是說：認。

這個人叫喬治·索羅斯。大夥兒聽說他，多半是因為另外幾件事：1992 年做空英鎊，賺了十億美元以上；後來花了三百多億美元做慈善；再後來，成了從布達佩斯到美國的右翼最愛攻擊的人。同一個人，怎麼既是最敢下注的投機者，又是把錢全押在"開放社會"上的慈善家，還成了這麼多人的靶子？

這裡是一週八天。今天講的書叫《喬治·索羅斯：完整人生》，2022 年出版。先說清楚它是一本什麼樣的書，這對後面聽什麼、信幾分很要緊。

它不是一個人寫的傳記，是一本合集。編者彼得·奧斯諾斯請了八位作者，各寫一面：作家伊娃·霍夫曼寫他的出身，金融史作家塞巴斯蒂安·馬拉比寫他做投機，福特基金會主席達倫·沃克寫慈善，拉馬奇寫美國政治，保加利亞學者克拉斯特夫寫東歐，中歐大學前校長伊格納季耶夫寫那所大學，中國問題專家夏偉寫中國，巴德學院院長博特斯坦寫他的猶太身份。

奧斯諾斯在引言裡交代得挺實在：這本書的錢，來自一家靠索羅斯財富支援的私人公司，將來從賣書的收入裡還；奧斯諾斯自己辦的出版社，出版了索羅斯後來所有的書；八位作者裡，好幾位在索羅斯的基金會或者他辦的大學裡任過職。他說作者們判斷獨立，索羅斯一家是書寫完了才讀到的。所以要我說，這是一本由朋友和合作者寫的群像。裡面的誇獎，咱們當作某位作者的看法來聽；裡面的批評，反倒更值得留意。

今兒就順著書裡反覆出現的一條線，把這個人掰扯掰扯：他從父親身上學到了什麼，這東西怎麼幫他賺錢，又怎麼讓他把錢花出去，最後怎麼給他招來了一大堆敵人。

先說父親。蒂瓦達爾·索羅斯是個律師，一戰時自願參軍，圖的是冒險，結果被俄國人俘虜，關進西伯利亞的戰俘營。在營裡，他辦了一份報紙，學了世界語。他親眼看見一個"戰俘代表"在有人逃跑以後被處決，從此記住一條：出頭不一定划算。後來他組織了一次集體逃亡，坐火車、扎木筏、騎騾子騎馬，中間還走錯了方向，一度朝著北冰洋去了，花了好幾個月才經莫斯科回到匈牙利。

回來以後，他像換了個人，只想好好活著，不再拼事業，在布達佩斯的澡堂和咖啡館裡過日子。喬治後來說，他父親是他認識的唯一一個有計劃地把財產往外花的人。他還說：我是從一位大師那兒學會生存的藝術的。

1944 年 3 月，德軍佔領匈牙利。父親馬上明白要出大事。猶太委員會，也就是納粹讓猶太社群領袖組成的那個機構，派十三四歲的喬治去挨家送通知，讓人帶上毯子和兩天的口糧去報到。父親問他知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，喬治說，大概是要關起來。父親讓他照送，但告訴每一家：別去。霍夫曼寫，很多人還是去了。

從 5 月中旬到 7 月初，四十三萬四千多名匈牙利猶太人被送到奧斯維辛殺害。父親給全家弄來了以假亂真的身份證件，讓每個人分開住，彼此在街上碰面也用化名稱呼。喬治估計，父親前後用這些辦法幫了五十來個人。

那他為什麼說快樂？霍夫曼找到的解釋，在父子倆的經歷裡。蘇軍圍城前後，父親手裡有一隻別人託賣的金手鐲，他判斷幾個流落到布達佩斯的法國小夥子會感興趣，又覺得派個孩子去比自己去更不容易被抓，就讓喬治去辦。喬治得當場拿主意：要不要先把鐲子交給對方，讓他們去找買主。他交了。等了很久，父親越等越急，喬治帶著錢回來了。後來一個十七歲的德國兵誤闖進他們藏身處的廁所，父親遞了支菸，把他放走了；父親寫，十四歲的喬治眼裡好像含著淚。喬治九十歲時對霍夫曼說，父親有時候自己也害怕，可他讓我覺得他知道自己在幹什麼，我在安全的手裡，這讓我感到快樂。

克拉斯特夫的那一篇，引了索羅斯自己的話，把這段經歷和他後來的一切連起來。他說父親告訴他：有些時候，正常的規矩不管用，你要是在那種時候還守著規矩，就可能送命。他還說，納粹迫害、蘇軍佔領、在倫敦身無分文，這些都是"遠離均衡的狀態"。這個詞，後來成了他做投資的關鍵詞。

戰後，他十七歲離開匈牙利去了倫敦。倫敦的日子相當慘：英語不好，沒朋友，當過服務員，在游泳池當過救生員。他在家信裡寫，我原以為能征服英國，看來是征服不了了。後來他進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，遇到哲學家卡爾·波普爾。波普爾的核心意思是，人沒法完全掌握真理，只能一步步摸索；誰要是宣稱自己掌握了終極真理，社會就會往獨裁走。納粹和共產主義，在他眼裡都是這樣。

索羅斯一直想當哲學家，寫了幾十年的書稿，七十年代末寄給了波普爾。克拉斯特夫寫，波普爾早不記得這個學生了，回信卻很熱情。見了面，波普爾頭一句話是：我太失望了。我收到稿子，以為你是個美國人，居然懂我說的極權社會有多危險；可你是匈牙利人，你是親身經歷過的。

他的第一份工作，是 1955 年在倫敦一家匈牙利人開的券商當記賬員，週薪七英鎊。馬拉比說，他早年發財靠的是跨國眼光。那時各國都有資本管制，同一只股票在不同國家價格不一樣，他就在便宜的地方買、在貴的地方賣。他還發現，西德的德累斯頓銀行手裡的工業股票，比銀行自己的市值還高，買一塊錢德累斯頓的股票，等於拿到兩塊錢的德國工業。1963 年美國對購買外國證券徵稅，這門生意一下子就沒了。

馬拉比在講金融的那一篇裡說，索羅斯從波普爾那兒得出了一個跟當時主流很不一樣的看法。主流認為，市場裡都是專家，新訊息一出來，價格很快就會調整到合理的位置。索羅斯認為，人本來就看不清，而人的看法又會反過來改變事情本身，所以市場有時會跑得離譜，離合理價格越來越遠。

馬拉比用 60 年代末的企業集團熱來說明這套想法怎麼落到錢上。假設一家明星公司利潤一千萬，市場給它二十倍的價錢，值兩億；另一家老派公司利潤也是一千萬，只給十倍，值一億。明星公司把老派公司買下來，合理的估值應該是三億。可投資者看到明星公司利潤翻了一番，還按二十倍給價，一下子成了四億。憑空多出一億。這家公司再拿這股票當錢，去買下一家，越買越貴。

一般人看到估值離譜，會想著趕緊躲開。索羅斯的結論正好相反：這個錯誤會自己喂自己，一時半會兒停不下來。所以他先跟著買，等泡沫破了再做空，兩頭都賺。書裡舉的 LTV 公司，1966 年到 1968 年股價漲了十倍左右，到 1970 年又跌回了起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