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色邊緣

2008 年 7 月 19 日，星期六。密西根州的安娜堡，大學城，週末校園裡空蕩蕩的。一位七十多歲的神經科教授照例在辦公室裡幹活，他叫西德·吉爾曼，是研究阿茲海默症的權威。下午兩點左右，電話響了，一位客人到了樓下。

客人三十四歲，是康乃狄克一家對沖基金的組合經理，叫馬修·馬托馬。他事先說，自己有個叔叔住在這附近，幾個月前過世了，他來看看親戚，順路過來打個招呼。進門以後，吉爾曼問他吃過午飯沒有，要不要出去吃點。馬托馬說不用。按吉爾曼後來在法庭上的說法，客人開門見山：我想看看那份幻燈片。

那份幻燈片，是一種阿茲海默症新藥二期臨床試驗的最終結果，十天後要在芝加哥的國際會議上公佈，講的人就是吉爾曼。吉爾曼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在電腦上把它開啟，站到一邊，讓馬托馬自己一頁一頁往下翻。看完，馬托馬叫上在附近等著的計程車，回機場，坐下午四點的航班飛回紐約。

第二天，星期天早上，馬托馬給老闆發了一封郵件。標題欄裡寫的是：

Is there a good time to catch up with you this morning? It's important.

意思是：今天上午什麼時候方便聊聊？事情很重要。

老闆回了一個家裡的電話號碼。九點四十五分，兩個人通了二十分鐘電話。星期一一早，老闆的首席交易員開始賣這兩家藥企的股票，用的是公司裡別人看不見的賬戶，走的是不公開報價的交易平臺。九天裡賣光了，接著還反手做空。7 月 29 日，吉爾曼在芝加哥臺上講完，這家藥企的股價從將近 33 美元，第二天開盤就到了 21 塊多，兩天之內跌破 10 塊。

這位老闆叫史蒂文·科恩。後來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算出來，他的公司靠這幾筆交易賺到和躲掉的錢，加起來大約 2.75 億美元。FBI、證交會、聯邦檢察官把這九天查了個底兒掉：電話記錄、郵件、交易記錄，還有吉爾曼本人的證詞。可直到這本書寫完，科恩本人也沒有被提起任何刑事指控。

一個人為什麼能連著二十年贏市場？政府把這麼多線索攥在手裡，為什麼就差最後一步？

這裡是一週八天。今天講的書叫《黑色邊緣》，英文名 Black Edge，2017 年出版。作者希拉·科爾哈特卡，當時是《紐約客》的專職作者，之前在《彭博商業週刊》跑這個案子。她從 2012 年 11 月馬托馬被捕那天開始採訪，三年多里採訪了兩百多人，又讀了大量庭審記錄、證詞和 FBI 的問話筆記。

有兩點得先交代。第一，書裡絕大多數採訪是不具名的，人物當時想什麼、說了什麼，很多是她根據採訪和檔案重建的。第二，科恩本人沒有配合她。三年裡她多次約訪，最後是在佳士得拍賣會門口當面把他攔下來的。所以今天咱們講的，是科爾哈特卡調查出來的故事，她的判斷我會掛在她名下，法庭上認定了什麼、沒認定什麼，也分開說。

先說書名。對沖基金這個詞，聽著像是"對沖風險"，最早也確實是這個意思：看好的股票買進，不看好的借來賣掉，跌了再買回來還上，這叫做空。兩頭都有，市場好壞都不至於太傷。可到了 2000 年代，科爾哈特卡寫道，這個名字早就跟當初那套謹慎的做法沒什麼關係了，它變成了監管很少、想怎麼賺就怎麼賺的投資公司的代名詞。真正讓人眼紅的是收費：通常每年收管理資產的百分之二，再拿利潤的百分之二十。

錢這麼多，競爭就兇。基金僱科學家、數學家、心理醫生，把光纜拉到交易所旁邊，花錢請人去沃爾瑪逛貨架，看停車場的衛星照片，為的是一個詞：edge，優勢，比別人早一點、準一點知道公司的情況。

這場競賽走到頭，就是書名。提前知道公司的財報，下週有人要收購哪家晶片公司，藥物試驗的結果，這種資訊獨家、沒公開、一出來肯定讓股價大動，華爾街管它叫"黑色邊緣"。科爾哈特卡接著寫了一句很短的話：

Trading on it is also usually illegal.

翻過來就是：拿它來交易，通常也是違法的。

您留神"通常"這兩個字，這不是作者偷懶，後面講到法律的時候會看到，這條線到底劃在哪兒，本身就是個大問題。書裡還引了一位交易員的話：有人問他，知不知道哪家基金不碰內幕訊息，他說，沒有，不碰的活不下去。科爾哈特卡拿它比腳踏車比賽裡的興奮劑：頂尖選手都用了，你要麼跟著用，要麼就輸。

科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成了"神"。他 1956 年生在紐約長島，家裡是鎮上偏窮的那一撥，父親做二十美元一條的裙子。他高中就打撲克，十年級一晚上能輸贏一千美元。沃頓商學院畢業，1978 年進了一家小券商 Gruntal。上班第一天，他盯著螢幕說，某隻股票明天開盤會漲，帶他的人笑他，說那你試試。當天下午他賺了四千，隔夜又賺了四千。

他靠的是一種"看盤"的直覺，能從成交的節奏裡看出買賣力量。可這本書裡，早早就出現了另一種東西。1985 年 12 月，他打電話讓弟弟買 RCA，就是當時 NBC 電視網的母公司。六天後，通用電氣宣佈收購 RCA，科恩賺了兩千萬美元。三個月後，證交會的傳票來了。

1986 年 6 月他去作證。律師替他把話都說了，他自己只念了一句事先排練好的：根據律師建議，我拒絕回答，因為不能被迫自證其罪。這就是援引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，也就是沉默權。後面每個問題，他都說"同樣的回答"。二十分鐘就結束了。這次調查最後不了了之，沒有起訴，也沒有處罰。

第二年，1987 年 10 月的黑色星期一，道指一天跌了兩成多，科恩的小組虧掉將近一半本錢。收盤後他對手下說，從現在起只有我一個人交易，你們都是我的文員。接下來一個月，他每天開盤就大舉做空，幾乎次次賺錢。同事們佩服的，是他能把情緒關掉。

科爾哈特卡給這一章收尾的話，我覺得是全書的一條暗線：後來很多金融犯罪嫌疑人都會明白，援引第五修正案，能讓一場證券調查洩了氣。

1992 年，科恩帶著兩千三百萬美元、九個人，自立門戶，開了 SAC 資本。他收的費，後來是利潤的一半，而一般對沖基金收兩成。投資人照樣搶著進。

更要緊的是他跟大券商的關係。SAC 交易做得極多，每天幾百只股票、一單幾十萬股。1998 年，高盛股票部開會，一位銷售宣佈：SAC 現在是我們股票部最大的佣金來源。他提的要求也很直白：分析師要是把盈利預測改動一兩分錢，先給 SAC 打電話。在場有位分析師聽著很不舒服。科爾哈特卡寫得很分寸：沒人提議什麼違法的事，確切地說沒有；可這等於讓 SAC 每次都比別人早一步。

再往後，基金越來越多，單靠看盤不夠了。科恩開始只招有"基本面優勢"的人，就是在某個行業有深厚知識或者人脈的人。招聘檔案裡，要是某個候選人和一家網際網路公司的高管合租漢普頓的度假屋，這一條會被記下來，算加分。2000 年證交會出了一條規定，上市公司不許只對部分投資者透露重要資訊，要說就對所有人同時說。資訊是更公平了，可也更不值錢了。於是有了"專家網路"：中介公司把基金經理和上市公司的員工、參與藥物試驗的醫生連起來，按小時付費"諮詢"，按規矩只能談公開資訊。SAC 一年光給其中一家就付一百二十萬美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