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色边缘

2008 年 7 月 19 日，星期六。密歇根州的安娜堡，大学城，周末校园里空荡荡的。一位七十多岁的神经科教授照例在办公室里干活，他叫西德·吉尔曼，是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权威。下午两点左右，电话响了，一位客人到了楼下。

客人三十四岁，是康涅狄格一家对冲基金的组合经理，叫马修·马托马。他事先说，自己有个叔叔住在这附近，几个月前过世了，他来看看亲戚，顺路过来打个招呼。进门以后，吉尔曼问他吃过午饭没有，要不要出去吃点。马托马说不用。按吉尔曼后来在法庭上的说法，客人开门见山：我想看看那份幻灯片。

那份幻灯片，是一种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二期临床试验的最终结果，十天后要在芝加哥的国际会议上公布，讲的人就是吉尔曼。吉尔曼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在电脑上把它打开，站到一边，让马托马自己一页一页往下翻。看完，马托马叫上在附近等着的出租车，回机场，坐下午四点的航班飞回纽约。

第二天，星期天早上，马托马给老板发了一封邮件。标题栏里写的是：

Is there a good time to catch up with you this morning? It's important.

意思是：今天上午什么时候方便聊聊？事情很重要。

老板回了一个家里的电话号码。九点四十五分，两个人通了二十分钟电话。星期一一早，老板的首席交易员开始卖这两家药企的股票，用的是公司里别人看不见的账户，走的是不公开报价的交易平台。九天里卖光了，接着还反手做空。7 月 29 日，吉尔曼在芝加哥台上讲完，这家药企的股价从将近 33 美元，第二天开盘就到了 21 块多，两天之内跌破 10 块。

这位老板叫史蒂文·科恩。后来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算出来，他的公司靠这几笔交易赚到和躲掉的钱，加起来大约 2.75 亿美元。FBI、证交会、联邦检察官把这九天查了个底儿掉：电话记录、邮件、交易记录，还有吉尔曼本人的证词。可直到这本书写完，科恩本人也没有被提起任何刑事指控。

一个人为什么能连着二十年赢市场？政府把这么多线索攥在手里，为什么就差最后一步？

这里是一周八天。今天讲的书叫《黑色边缘》，英文名 Black Edge，2017 年出版。作者希拉·科尔哈特卡，当时是《纽约客》的专职作者，之前在《彭博商业周刊》跑这个案子。她从 2012 年 11 月马托马被捕那天开始采访，三年多里采访了两百多人，又读了大量庭审记录、证词和 FBI 的问话笔记。

有两点得先交代。第一，书里绝大多数采访是不具名的，人物当时想什么、说了什么，很多是她根据采访和文件重建的。第二，科恩本人没有配合她。三年里她多次约访，最后是在佳士得拍卖会门口当面把他拦下来的。所以今天咱们讲的，是科尔哈特卡调查出来的故事，她的判断我会挂在她名下，法庭上认定了什么、没认定什么，也分开说。

先说书名。对冲基金这个词，听着像是"对冲风险"，最早也确实是这个意思：看好的股票买进，不看好的借来卖掉，跌了再买回来还上，这叫做空。两头都有，市场好坏都不至于太伤。可到了 2000 年代，科尔哈特卡写道，这个名字早就跟当初那套谨慎的做法没什么关系了，它变成了监管很少、想怎么赚就怎么赚的投资公司的代名词。真正让人眼红的是收费：通常每年收管理资产的百分之二，再拿利润的百分之二十。

钱这么多，竞争就凶。基金雇科学家、数学家、心理医生，把光缆拉到交易所旁边，花钱请人去沃尔玛逛货架，看停车场的卫星照片，为的是一个词：edge，优势，比别人早一点、准一点知道公司的情况。

这场竞赛走到头，就是书名。提前知道公司的财报，下周有人要收购哪家芯片公司，药物试验的结果，这种信息独家、没公开、一出来肯定让股价大动，华尔街管它叫"黑色边缘"。科尔哈特卡接着写了一句很短的话：

Trading on it is also usually illegal.

翻过来就是：拿它来交易，通常也是违法的。

您留神"通常"这两个字，这不是作者偷懒，后面讲到法律的时候会看到，这条线到底划在哪儿，本身就是个大问题。书里还引了一位交易员的话：有人问他，知不知道哪家基金不碰内幕消息，他说，没有，不碰的活不下去。科尔哈特卡拿它比自行车比赛里的兴奋剂：顶尖选手都用了，你要么跟着用，要么就输。

科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了"神"。他 1956 年生在纽约长岛，家里是镇上偏穷的那一拨，父亲做二十美元一条的裙子。他高中就打扑克，十年级一晚上能输赢一千美元。沃顿商学院毕业，1978 年进了一家小券商 Gruntal。上班第一天，他盯着屏幕说，某只股票明天开盘会涨，带他的人笑他，说那你试试。当天下午他赚了四千，隔夜又赚了四千。

他靠的是一种"看盘"的直觉，能从成交的节奏里看出买卖力量。可这本书里，早早就出现了另一种东西。1985 年 12 月，他打电话让弟弟买 RCA，就是当时 NBC 电视网的母公司。六天后，通用电气宣布收购 RCA，科恩赚了两千万美元。三个月后，证交会的传票来了。

1986 年 6 月他去作证。律师替他把话都说了，他自己只念了一句事先排练好的：根据律师建议，我拒绝回答，因为不能被迫自证其罪。这就是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，也就是沉默权。后面每个问题，他都说"同样的回答"。二十分钟就结束了。这次调查最后不了了之，没有起诉，也没有处罚。

第二年，1987 年 10 月的黑色星期一，道指一天跌了两成多，科恩的小组亏掉将近一半本钱。收盘后他对手下说，从现在起只有我一个人交易，你们都是我的文员。接下来一个月，他每天开盘就大举做空，几乎次次赚钱。同事们佩服的，是他能把情绪关掉。

科尔哈特卡给这一章收尾的话，我觉得是全书的一条暗线：后来很多金融犯罪嫌疑人都会明白，援引第五修正案，能让一场证券调查泄了气。

1992 年，科恩带着两千三百万美元、九个人，自立门户，开了 SAC 资本。他收的费，后来是利润的一半，而一般对冲基金收两成。投资人照样抢着进。

更要紧的是他跟大券商的关系。SAC 交易做得极多，每天几百只股票、一单几十万股。1998 年，高盛股票部开会，一位销售宣布：SAC 现在是我们股票部最大的佣金来源。他提的要求也很直白：分析师要是把盈利预测改动一两分钱，先给 SAC 打电话。在场有位分析师听着很不舒服。科尔哈特卡写得很分寸：没人提议什么违法的事，确切地说没有；可这等于让 SAC 每次都比别人早一步。

再往后，基金越来越多，单靠看盘不够了。科恩开始只招有"基本面优势"的人，就是在某个行业有深厚知识或者人脉的人。招聘档案里，要是某个候选人和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合租汉普顿的度假屋，这一条会被记下来，算加分。2000 年证交会出了一条规定，上市公司不许只对部分投资者透露重要信息，要说就对所有人同时说。信息是更公平了，可也更不值钱了。于是有了"专家网络"：中介公司把基金经理和上市公司的员工、参与药物试验的医生连起来，按小时付费"咨询"，按规矩只能谈公开信息。SAC 一年光给其中一家就付一百二十万美元。